一代廉吏焦云龙
来源:淄博廉政在线  发布时间:2017-11-09  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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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清朝末年,周村区出了一个与焦裕禄同籍、同姓、又同是地方官的清官良吏。他从政一生,力戒贪婪,不谋私利,不置恒产,时时想到老百姓,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办实事,被时人誉为“正性直节,勇于为善,洁己爱民,近世罕见”。这个人就是清道光二十年(1840年)出生于长山县(现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)丁家村的焦云龙。

       焦云龙,字雨田,少年时只在私塾读书数年,即因家道不裕而被迫辍学。以后,焦云龙在家乡设馆授徒或从事农耕,教学劳作之余,昼夜攻读,于清同治七年(1868年)中秀才,十二年中举人,十三年成为进士,分发陕西,步入仕途,历任米脂、三原、安康、富平、长安、临潼、咸宁等县知县,绥德、商州知州,潼关厅抚民同知。期间,焦云龙三膺卓异,四任首县,被清廷封为奉政大夫,正五品衔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他在潼关救灾期间,感染疫疾,以身殉职。《续修陕西通志》、《山东通志》均为其立传。所任州、厅、县及原籍《长山县志》,亦载其事迹。

       焦云龙虽然走的是金榜题名、显亲扬名的道路,但并非利欲熏心、碌碌无为之辈。他青少年时代即深慕范仲淹之为人,说“平生我慕范希文,官罢全将鹤俸分”。决心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焦云龙步入仕途后,又极力推崇诸葛亮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及岳飞“文官不爱钱,武官不怕死”的名言。他主张忠君和爱民要结合起来:“自天子至于守令,皆当以爱民为第一义。”“做官者,不论大官小官,果能实心爱民,事事为民尽心,便是好官,便是忠臣。”不应像当时的做官者那样,“督抚利则苛剥州县、州县则苛剥小民,但图自己温饱,视民之饥寒疾苦,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,漠不关心焉”。

       焦云龙不像同时代的官吏那样,只知收税、断案和镇压人民的反抗,并借机鱼肉百姓,而是一履新任即通盘筹算,制定施政纲领,主要是兴修水利,发展教育,赈济饥民。他履三原县任,因郑白、龙洞二渠年久失修,即组织民工,修复疏浚,使农田灌溉面积扩大到全县。到潼关任职之始,即组织人力对早已坍塌废弃的周公渠勘测设计,从个人俸禄中捐资修复。二任潼关,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疏浚潼关废渠,使城内及城北大片桑园得到灌溉。

       焦云龙在三原县的任期最长,因而他的施政纲领得以全面实施。

       三原地处关中平原,向来商业兴盛,经过同治六年(1867年)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和光绪三年的特大旱灾,居民伤亡过半,人口大量流失,田园荒芜,村舍为墟。焦云龙赴任后,全力着手恢复经济工作。他筹集白银万两,安置外籍流民:凡愿垦荒者,按户分发耕牛、种子。山东、河南、湖北等省流民,纷纷落户三原,渭北荒田,依次尽辟,万亩荒地,尽成沃壤,被时人誉为“关中旷古之举”。三原经过战乱,土地荒熟混淆。豪强地方兼并现象十分严重,焦云龙设立机构,量土地、正经界、分荒熟、均田赋,抑制了地主豪强的兼并,缓和了阶级矛盾。

       光绪十三年(1887年),焦云龙代理富平县令,用以工代赈办法整修南关市场。光绪二十二年,他代理绥德知州,筹集资金,整修已成废墟的南关街道,兴建店铺,开辟成贸易市场。二任潼关,他在赈灾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,还抽暇督修潼河大桥两边的铺房,租给商贾,以筹集教育基金。这些措施在仍然重农轻商的清末社会是极其可贵的。

       清末政权腐败,贪污盛行,横征暴敛,民不聊生。焦云龙有鉴于此,每到一地必减税。光绪四年,赴三原县任,即宣布田赋中附加入县部分,每年减征白银七千余两;工商杂税每年减征四千余两。履任四年,累计减征的白银40000余两,把三原这个好端的肥缺,搞成了苦差,他赋诗说:穷黎正赋已难完,况复加耗重若干。减却黄金怜赤子,伤心四境尽凋残。

       兴办教育是焦云龙的又一重要政绩。凡是他任职的地方,教育都得到发展;凡是他任职较长久的地方,都有较辉煌的业绩。

       米脂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,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。焦云龙自己捐银600两作为首倡,筹集资金,修建银川书院。又多方筹集数万资金作基金,奖励优秀生员,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川资。他选拔优秀生员,亲自为他们讲课和批改作业,考核成绩。自此米脂县学风渐盛,中举、成进士者逐渐增多。用焦云龙自己的话说是:“自此寒儒争奋迹,群英破浪尽乘风。”

       焦云龙深知,培养人才必须有良好的基础教育,而广大农民,缺衣少食,无力送子弟就读。于是,他筹集资金,在米脂城设义学八处,在三原设义学二十处,使义学遍及城乡。

       焦云龙每到一处必整顿或建立书院。在三原整顿省立、县立书院,创建正谊书院;在长安,为关中书院增加课程。创建冯少墟书院;在咸宁整修淳化书院;在富平创建频阳书院;在商州创建龙驹砦书院等等。

       抗灾救荒,耗去了焦云龙仕宦生涯的大部分精力。光绪三年,秦晋大旱,赤地千里,米脂八万饥民嗷嗷待哺。焦云龙聚集乡绅,讲明形势,晓以利害,强令捐款捐粮。然后组织力量设点施饭或发放粮款。同时设立育婴局,收容抚养饥民抛弃的婴儿,全活甚众,赈务被评为全省第一。

       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陕西又遭严重旱灾,天寒地冻,饥民濒于绝境。焦云龙受命于危难之际,由商州再回潼关任抚民同知,百姓闻知,扶老携幼,迎于数里之外。一见焦云龙,即伏地不起,痛哭失声地说:“父母来,我们能活命了。”焦见状也悲从中来,泪如雨下。

       焦云龙接印的第二天,即整装赴署为民请命。中途马惊,焦云龙跌落马下,右臂骨折,被迫返回,数日后,他不待痊愈,即命备马,再度登程。家人劝阻时,他说:“怎能为我一人受伤而让百姓忍饥待毙呢!”焦云龙到西安后,立即面见巡抚,痛述灾情,据理力争。省抚允诺开仓赈灾。焦云龙不待檄文下达,即星夜驰回潼关,命令开大有仓放赈。有人劝说:“大有仓系军粮,未奉檄文却擅自开仓,倘有反复,不但罢官,还要追偿,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焦云龙慷慨地说:“如果坐待檄文,则迁延时日,不知要有多少人死;只要能使百姓早日得救,即使革职抄家,我也在所不惜了。”这时,河南、山西及陕西各地灾民云集潼关,属吏请示处理办法。焦云龙说:“均属饥民,何分彼此!”不几日,风雪骤至,由于救济及时,饥民幸免冻饿而死。

       此后,在九个月的时间内,焦云龙一面筹措粮款,应酬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而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以及络绎不绝的路过潼关的钦差大吏;一面亲率工作人员放粮放钱,慰问灾民,全活百姓无数,艰难地度过了灾荒。

       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潼关厅灾荒过后,霍乱流行。焦云龙因经常接触灾民而感染瘟疫,于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不幸以身殉职。

       焦云龙对金钱利禄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。他认为官吏贪污受贿就是因为爱钱,爱钱的人一定不会爱民。因此,他发出了“立志由来不爱钱,居官切莫饮贪泉”的呼吁。他还认为,爱钱的人,一定顾惜身家性命,关键时刻往往畏难退缩。所以,他又说:“循吏从来不爱钱,每逢大节敢争先。”他自己发誓:“宁贫无立锥之地,也不肯如俗吏所为。”

       焦云龙于清代的“先正”最爱于成龙。他在生活方面处处以于成龙为榜样,不事奢华,不置恒产,吃粗粮,穿布衣,住草房,乘破车。他逝世前,原籍家中只有草房十余间,土地四市亩。逝世后,家中不但无钱买棺,而且无隔宿之粮;靠道尹谭启瑞所赠粮款及各地所赠赙金,才得殓安葬,家眷也才得以举火做饭。

       焦云龙主张以清白遗子孙,而不是以家业传后世。他认为大家世族少有不败落的,因为他们留给子孙的是金银财宝而不是诗书礼义。“遗金钱以爱之,适足以祸之”。为此,他反对子女奢侈腐化,追求豪华。要求他们“务要勤俭节谨,不可稍涉习气”。

      焦云龙要求其子孙奋发有为,自立自强,反对他们依仗权势,走后门,谋取私利。一次他在给长子焦振沧的信中愤怒地指出:闻尔欲我写信给某,转致意某学台,为你诸弟提拔一等之说。尔何卑污如是! 我不料尔等为学有年而乃如此说法,令人发直!……非我所望于尔兄弟也。”焦云龙一生刚正不阿,不媚权贵,以致仕途坎坷,不得大用。光绪十一年,他去北京晋见皇帝,他的老师礼部尚书李鸿藻表示愿意写信给陕西道,托其给于关照。可是,一贯主张官要靠自己做的焦云龙,谢绝了恩师的美意。说:“学生做官,不敢劳老师操心。”他也常对家人说:“我一生做官,不能发财,不能升官,全因不会钻营之故。”

       百姓心中有杆秤。焦云龙每次离任,百姓都为他立生祠,设长生禄位。他在潼关逝世后,噩耗传出,全境震惊。士民人人戴孝,如丧考妣。巷号户哭,声震原野。两年后,焦云龙遗体安葬于潼关城内之东山,全境民众戴孝送葬,可谓盛况空前。(周村区纪委供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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